快看点丨德川纲吉的儒法释与“生类怜悯令”（上）

德川纲吉，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在职二十九年间大力推动幕府行政改革，促成武士官僚化，将幕府政治由“武断”引向“文治”。纲吉赏罚分明，严惩尸位素餐的世袭武士，不拘出身重用柳泽吉保、荻生徂徕、荻原重秀等有才有德之士。且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社会风气及民心教化，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辉煌时代“元禄盛世”。

元禄时代经济规模急速扩大，景气的经济推动了学术艺术领域百花齐放，儒学者·荻生徂徕、剧作家·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俳谐师·松尾芭蕉、绘师/工艺师·尾形光琳等对后世日本影响深远的各领域奇才呈井喷式出现。

(相关资料图)

在改善社会风气及民心教化方面，纲吉基于释家之慈、儒家之仁颁布一系列法令，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关照援助，并要求民众对动物怀有慈爱怜悯之心。这一系列法令被称为“生类怜悯令”，过往的历史描述和文艺改编中对此系列法令的评价多基于虚实不明的坊间谣言，故而给人留下“奇葩且极端的动物保护法”等消极印象。

因政治改革触动武士阶级利益，纲吉于《三王外记》《御当代记》《折たく柴の记》等武士出身学者的著作中被抹黑成骄奢淫逸、恣意放纵的昏君形象，后世文艺作品多取这类偏颇记录为参考。20世纪末以来，以冢本学、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为首的日本近世历史研究者给予了这位卓绝的君主以高度评价。

本文将结合各类史料和日本近世史学界20世纪末至近年的研究成果，从儒法释三个角度入手，尽可能还原江户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三百年来掩埋于诬陷抹黑下的真实面貌，并进一步探讨所谓天下第一恶法“生类怜悯令”的功过是非。

稍硬核少晦涩，不胡闹戏言，看完需要一点基本的时代常识，反驳前请先审视自己所了解的源自资料史实还是哪部电视剧、漫画、视频解说、百度又或维基百科。另外，截止2023年6月16日的中文维基百科“德川纲吉”词条系本人编辑，内容重复在所难免。

目录：

一、馆林侯（上）

二、圣贤君子之道（上）

三、铁面君王（下）

四、浮屠说教（下）

五、天下第一恶法（下）

【序论】

“生类怜悯令”一词中，“生类”“怜悯”皆为佛教用语，因此评价这一系列法令时，会不可避免地站在释家视角，甚至牵扯进其母桂昌院及隆光和尚。该令在各种捏造和创作中成为一种以犬类为主的极端动物保护法。

一些描述里，桂昌院为祈祷纲吉早日再得世子，向宠僧隆光寻求建议，于是隆光为满足这母子二人的愿想，更是为自己能享荣华富贵而不断进言怂恿，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生类怜悯令”。

后世文艺作品中，不仅有知名度较高的《大奥 华之乱》采用这一“隆光进言论”，1985年的NHK大河剧《八代将军吉宗》亦是，漫画家吉永史所著男女逆转的《大奥》及两度搬上荧幕的纲吉篇，依旧基于这一论调描绘纲吉。2023年NHK的新版改编中，“隆光进言论”犹不见丝毫改动。

这一论说完全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具体的实施方针不提，只专注于恶意揣度历史人物的主观私念并加以放大抹黑，影响极其恶劣。早在上世纪末，冢本学已对这一“隆光进言论”的草率结论予以批判，其后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亦对此做了补充说明。

诚然，文艺作品不负有传递正确史实的义务，但它的确给大众植入了一种类似史实的概念。而大多数观众／读者并不具备区别史实与虚构的能力，经过一些口耳相传，再有各种影视作品都是这般描绘的，如此，一层又一层披着文艺作品之皮的谬论涂刷下，基于“隆光进言论”所形成的德川纲吉这一形象已然是洗都洗不清的荒唐。

以上是本文的序论，笔者想说的总结为两点，①从前为数不少的研究者在评价纲吉时所引用的资料史料本身就欠乏公正与客观，尤其是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的儒学者新井白石，其日记《折たく柴の記》中的记述可谓恶毒夸张之极。而近几年的研究动向是以历史人物本身的言行结合社会背景分析动机、评价功过为主，个人记述为辅，不光看武士阶级出身的学者们所写，还要注重非武士阶级的记载。②影视文艺作品在滥引滥用上更是不加分析，什么带感拍什么，说是由60%逸话+20%创作+20%史实构成的也不为过，需逐一甄别个中虚实。

接下来的本论部分笔者将先描述成为将军前的纲吉的生涯，其中包含了一些他身边人的事，之后再从儒、法、释三方面展开论述。

【本论】

一、馆林侯

纲吉幼名“德松”，其父德川家光乃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其母为家光侧室·阿玉之方。纲吉出生时说是家光第三子，实为第二子，因为二哥长松（纲重）诞生于父亲厄年，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家光的长姐·天树院（曾为丰臣秀赖正室），直到家光去世前不久才接回来，纲吉因此成为第三子。

纲吉的兄弟姐妹中活到成年的有长姐·千代姬（下嫁尾张）、长兄·家纲（四代将军）、次兄·纲重（甲府藩主）。大哥家纲为生来的继承人，他与二哥纲重在父亲家光去世前有明显的尊卑差异，他虽为老幺，却因二哥纲重过继出去而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御日記》中记载了兄弟二人在各项典礼上的顺序，纲重总是排在纲吉之后，甚至排在纲吉的同母弟龟松（早夭）之后。将军家诞下男儿的“七夜祝”中，纲重的排场也远不如纲吉，可以说在一开始，纲重的境地是极为尴尬的。

研究江户幕府的第一手官方资料《徳川実紀》中记载了家光对侍奉纲吉的人说：“这孩子比其他人都要早慧，未来可期。但他既为人臣，言行举动若尽随才气与内心，恐怕会生出意料外的祸患。”塚本学在《徳川綱吉》一书中分析到这是由于家光看见纲吉的聪慧，想起了什么都比自己优秀的弟弟德川忠长，故而提醒纲吉周围的人要从小教育纲吉兄弟君臣之别，防患于未然。 Beatrice M. Bodart‐Bailey（以下称“Bailey”）于《犬将軍》中对此说法持肯定态度并进一步展开论述。

大哥家纲及二哥纲重无论性格还是体格都像极了父亲家光，内向且体弱多病，而纲吉则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相比三四十岁就撒手人寰、生前病魔缠身的家纲、纲重和父亲家光，纲吉少病少灾地活到64岁，若非那年麻疹肆虐，想必还能再活不少年。Bailey从基因学角度推断，纲吉的性格体格更像遗传了活到近80岁的母亲桂昌院。

笔者从前的微博有兴趣可以翻一下，阐述过“生在将军家，弟弟比哥哥优秀是原罪”，前有松平忠辉、德川忠长的例子，后来还有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长子与次子，诸多悲剧都验证了这一原罪并非偶然。

家光的防患于未然还能从另一举动中看出，那便是接回纲重，纲吉的继承顺位由第二变为第三。当然这只停留于猜想层面，纲重身为将军之子，父亲厄年既过，接回本家也属正常，但纲吉因此顺位下降这一结果亦为不争的事实。

《武野燭談》中还记载了家光让桂昌院教导纲吉读书专注学问一事，说因为自己出生乱世，一直没空读书。这话不知真假，看起来很像纲吉后来在学问上的确表现优异，所以铺设了这么一件事。再说家光哪来的没空读书，他一闲下来就去游猎就去幕臣家，他怎么好意思说他生于乱世。后来家光又说：“德松应该知道的事也要说不知道，太过聪明伶俐会被竹千代（家纲）憎恨。”

这颇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嫌，到底是家纲会嫉恨纲吉，还是他嫉恨他的弟弟忠长，很难说，类似一种心理阴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第一手官方资料《徳川実紀》也是经过后来修订的，家光有没有说过以上的话，后世很难断定，只能从他所作所为中猜测确有几分道理，《武野燭談》则更需甄别分析。

回到家光防患于未然上，他的几句话里最重要的是为纲吉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读书，搞学问。这一指路看似是封建时代父亲对儿子最理所当然的期待，纲吉同时代的满清阿哥们连强调读书都是多余的废话，Bailey却一阵见血地指出这一期待是家光防患于未然的策略之一。

读书搞学问，对武士从来都是副业，是兴趣爱好，不能当主业专注太过。

纵观江户时代，多数学者都系出身武门，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江户时代的武士很有学问很有文化。这话倒也不错，然武士阶级频出学者思想家有一个发展过程，江户初期，搞学问的多与佛门有关，比如藤原惺窝，再比如林罗山。就是林罗山及林氏一门成为幕府御用学者，那也都是剃光头当僧人处理的，直到纲吉时期他们才被允许蓄发穿儒服。

纲吉治下的元禄时代，御三家尾张藩有一中级藩士名叫“朝日文左卫门重章”，他作为被纲吉折腾的武士阶级，对纲吉自然没什么好话，但从他的日记《鸚鵡籠中記》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很清闲，大量的业余时间里他除了看戏饮酒，还十分热衷于参与类似学问沙龙般的集会，对弓马剑术的兴趣却不甚浓厚。

文左卫门不是个例，而是反映了纲吉君临幕府时代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武士特质。一是学问大兴，武士们不排斥成为有知识教养的人。二，也是更重要的，家光时代有“岛原之乱”，家纲时期有“由井正雪之乱”，到了纲吉时代，可以说已经很难嗅到硝烟味了。武士虽还是武士，职业性质却从战士转变为国家官僚，比起舞刀弄枪，更重要的是文化素养。

纲吉以前，即便有堀杏庵、伊藤仁斋等学者活跃世间，但整个社会上下并未酿出学术氛围，学问到底逃不出业余爱好的范畴，重武轻文的武士比比皆是，重武才是武士的理所当然。而家光无疑是将纲吉未来发展的道路牵去了与武士相悖的地方——武士的副业在纲吉这成了正业。

就后来纲吉上位后的举措而言，或好或不好，他的确不负所望地开辟了武士们想都不曾想过的治国道路。

六岁，纲吉在父亲家光去世后同母亲桂昌院一起离开江户城，开始了自己不一样的学问人生。Bailey认为纲吉与桂昌院的母子情深便是从这时培养起来的。按惯例，纲吉从小应由乳母甚至是乳父教导培养，家光的逝去让其生母桂昌院有了亲自教育纲吉的机会，因此放在同时代的中国封建王朝看尚属寻常的母慈子孝，于武士的惯例看只觉非比寻常。对武士而言，所谓生母只是为男人诞下后代的容器，不被允许参与育儿过程，和子女尤其是儿子关系不亲密才正常。结果，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阶级群体眼中的“非比寻常”经过渲染解读，桂昌院与纲吉的关系传递到现代就扭曲成了一对控制欲极强的母亲与对母亲言听计从的妈宝男形象。

纲吉作为将军御弟，领馆林藩，官至“右马头”，他的二哥纲重则领甲府藩，任“左马头”。随着家光去世，家纲成为第四代将军，纲重与纲吉被赋予同等地位。兄弟三人关系良好，作为将军的家纲虽不如两人自由，兄弟间的往来却一直持续到最后。记录纲重与纲吉两人藩王时代的《桜田記》《神田記》中显示两人经常互相串门，相约出门踏青泛舟。

纲吉三十五岁那年，大哥家纲病危，由于膝下无子，五代将军位需另择人选。纲吉的二哥纲重虽早逝，但留有一子纲丰（德川家宣）。按法理纲丰亦可继任为五代将军，然其年岁未至二十，相比正值年富力强之际的纲吉显落下风。且其父纲重曾过继他人，家光病逝前夕方回归，纲重身为家光次子、家纲二弟的继承法理是否能完全传与纲丰，使其拥有与小叔纲吉相等的继承权，目下并无定论。

有关五代将军继任的另一说法是家纲朝的大老酒井忠清意欲效仿镰仓幕府初期的北条义时，从京都迎入宫将军。《三王外记》有如下记述：“庄王立三十年无子，二弟其一为峡公纲重，其二为馆林公纲吉。峡公先薨，延宝八年夏，庄王有疾，弗豫丞相厩梁侯忠清与列相参政议，为王立嗣。厩梁侯欲请山城天皇支属有栖幸仁立以为嗣。昔者，镰仓王实朝遭害，无后，执政平义时请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赖经立以为嗣，而己专政。厩梁侯盖效之也。时列相参政莫敢可否者，唯独列相安中侯正俊执不可，而欲迎立馆林公……”

这一记载得以成立的根据是酒井忠清确为家纲朝中后期的政事一把手，类似北条执政，那么他效仿北条义时迎入傀儡将军更方便自己再续权威，这一想法并不难懂。然持此主张者显是无视了镰仓幕府与江户幕府成立的前提和体制的迥异处，仍当这一时代是武士政权的草创期，有供权臣（有力御家人）只手遮天的空间。

《三王外记》早年被当作研究江户中期政治与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然其成书时间在纲吉过世之后，个中记载多为坊间流言，无确凿史料支持，近世史学者对此多有批判，参考引用时需留心分辨虚实。江户中后期的平户藩主·松浦静山批评它“最初问世时谁都知道是杜撰的，时间久了却被大家当成真事”、“此书十句里只有一句是真的”。很不幸的是各位所看到的和纲吉有关的传闻，基本都出自这《三王外记》。

总之，三十五岁的纲吉成为了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开始了长达二十九年的执政生涯。

二、圣贤君子之道

很遗憾，现有的资料中很难直接看出馆林时代的纲吉是如何接触到儒学，二哥纲重的记载里也不见多少学问影子。塚本推断这一时期武士亲近学问仍然不是了不起的事，作为基本涵养了解一下即可，不值得费墨记录。 

成为将军的纲吉在七月初服完长兄家纲的丧后进入本丸正式执政，并且很快就开始施展抱负，以身作则重视学问，引领儒学潮流。他招来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冈（信笃）和人见友元定期讲学，每月两到三次，此外又让林凤冈每月再进讲两三次《大学》，并命令他修正四书五经的训点呈上。

纲吉不仅爱听课，还很爱自己讲课，他招来御三家讲，招来群臣讲，外出到侧用人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家依然讲。柳泽吉保的侧室·正亲町町子所著《松蔭日記》里详细记载了纲吉摆驾柳泽府的流程，讲课、举办学问沙龙、赏能是他最喜欢的事，而在一些记载中，纲吉摆驾柳泽府是为了渔猎美色，柳泽吉保则避无可避成为用美女献媚主君的奸臣。

元禄三年，纲吉下令建设汤岛圣堂，为江户的武士提供绝佳的学问研习所。第二年，他允许林凤冈蓄发，任“大学头”一职，使其摆脱一直以来被幕府有意束缚的僧侣身份，公然向天下宣告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对儒学的推崇。

以上行为表明了将军纲吉对学问的重视，连几乎不说纲吉好话的新井白石也不得不承认托纲吉的福，学问之道才能兴盛。

再次强调，在纲吉之前，儒学是种近乎危险的思想，作为兴趣涉猎尚可，拿来治藩显然是邪魔外道，池田光政与熊泽蕃山是最好的例子。《ケンペルと徳川綱吉》中提到德国医生坎普尔以一个基督教徒的目光分析了儒学与佛学的纷争，强调了在释家信仰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倡导儒学无疑是危险的。就连家康重用林罗山，也并非源于对学问的重视，而仅仅是想借用儒学者的智慧，使德川氏政权得以正当化。

1.被刺杀的大老

就在学问大兴，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之际，贞享元年（1684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于江户城中奥的御座之间。《堀田家三代记》中记载，指派杀手稻叶正休的幕后黑手为将军纲吉，然真相并无定论。过往的描述大体为事发地在御座之间的老中议事处，离将军寝屋极近，故纲吉事后借此将老中议事处牵往远处，又宠幸侧用人柳泽吉保，开启恣意纵欲的独裁政治。

然近年对于刺杀事件的研究中提到的三点值得注意。

一：诚然与前任家纲相比，纲吉对政事更为积极热心，然并未疏远老中、独裁专政，他每月与老中议政六到七次，其后继者家宣和老中的接触频率与此相同。

二：只因纲吉是最终得益者便将一切归为他的阴谋是为史学研究中最忌讳的阴谋论，该论调持有者常无视历史事件的偶发性，喜好捕风捉影、臆想人物动机。现有的史料中找寻不到纲吉必须指派稻叶正休于眼皮子底下刺杀的理由，且纲吉有顽固的洁癖症，对血污死亡极为忌讳，加之史实佐证他并未借此疏远老中，故而将一切归结为纲吉的指使实属臆测。

三：过往描述将堀田正俊在世时的纲吉之政称为“天和之治”，承认这一时期纲吉整顿吏治等措施的英明。另一方面又认为正俊去世后，善政不再继续，纲吉逐渐成为荒淫无道的昏君。然20世纪末的研究中早已表明纲吉的政策具有持续性，惩罚不作为官僚等为国为民的善政并未因为正俊的死而中断。正俊亡于元禄之前，若正俊之死让纲吉不再受约束，独揽大权，肆意妄为，那幺元禄盛世的到来将无从说起。

2.武士的官僚化

四代将军家纲继任时不过是十岁出头的孩子，国家大政由其叔父保科正之代理，中后期保科正之隐退，酒井忠清得以上台。

夹身父亲家光与三弟纲吉之间的家纲，鲜少被拿来讨论，他唯一的成就是被冠上“随意将军”一称，这里的“随意”在日文中是「さようせい」，直译是“就这么办”“按你说的办吧”，此称旨在嘲笑家纲万事交给幕阁处理，没有一个国君该有的魄力和威信。家纲的一生，其本人个性的确不够鲜明，逸话传说不够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从前对他的研究和评价相对滞后，而近些年对纲吉展开研究的同时，他的前任者家纲也逐渐有了不同往日的评价。

理解江户幕府前，笔者认为首先需要理解武士建立的军政府其构成方式，尤其是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武士的义务与责任等等，并且针对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要分别进行探讨，在变动中探寻武士政权难变的特质。

武士集团的上层门阀对江户幕府的将军所期待的从来不是独断专制，而在于其以军政府首脑的威严进行判断和裁夺。家纲正好是这样一个符合门阀期待的将军，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前有保科正之，后有酒井忠清等一众能臣辅佐，他并不需要亲自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又一酷爱批评纲吉的武门学者户田茂睡在《御当代记》中借酒井忠清之口说道“他（纲吉）不具备治理天下的资质”。从前的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记述为第一手资料，却忘了这样的资料出自武士之手。历史学家们在评价纲吉时，先入为主地采信一些由武士阶级所写的评判，再基于这些从武士视角出发、有失偏颇的评判之上，去逆推纲吉的所作所为出于何种动机。

武士需要的首先是能保证他们家门与土地的强有力的军政府首脑，无仗可打的太平年代他们还需要一些参政议政的权力。而纲吉既不保证武士们的家门土地（改易减封），甚至严格考察蒙祖上余荫世袭某一官职的武士（整顿吏治），旦有懈怠不作为即施以惩戒。如此改革，对于武士而言自然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纲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国君”，其次才是“主君”。纲吉的政治理想是圣贤君子之道，那么他的理想就势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

如此改革，对于武士们而言自然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纲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国君”，其次才是“主君”。纲吉的政治理想是圣贤君子之道，他想成为的是尧舜般的国君，那么他的理想就势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

纲吉所倡导的儒学并不仅仅停留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积极地推广学问，使之自上而下渗透进社会各个层面，在他的理想中，官僚应上对君尽忠，下为民负责，这个国家每个国民都应该沐浴圣贤的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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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篇的最后，笔者要说的是，在探讨“生类怜悯令”之前我们必须分析和理解纲吉的各种思想成分。这一系列超越时代的先进法令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方法诚然发自纲吉的释家之慈，但更重要的是行自儒家之仁，最后回归到法家。而这篇的构成是最后才会说到释家信仰对纲吉的影响，只因它被放大曲解太多，迷信、极端动保主义者、妈宝等形象已而淹没了纲吉这一伟大贤明的君主，容不下更多更理性的探讨。

对纲吉感兴趣的可以点进中文维基百科“德川纲吉”词条了解更多，这篇文章的视角是从儒法释来慢慢展开。以下截取于我在百科中编辑的有关“生类怜悯令”的总结性评论，之后的下篇里会进一步展开↓

笼统地用“生类怜悯令”这一权宜性称呼来概括纲吉基于“怜悯生灵”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解读时不把人当生灵之一，恶意曲解原旨，刻意强调“生灵=动物”，夸大甚至捏造纲吉对动物的极端保护，却无视纲吉的法令中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给人动物的命大于人命的错误印象。

二，有些法令与“怜悯生灵”这一原则属交集而非并集，例如纲吉的禁枪令旨在加强社会治安，维护幕府统治，保护动物属附带的道德教化。有人射杀了一只鹤而被砍头，乍一看此人仅仅违反了生类怜悯令就被处以极刑，但他被砍头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法持枪，威胁社会治安，滥杀动物是为其次。禁枪令最初的确强调不要伤害山林野兽，放空枪吓唬即可，但农民和庄稼依然受威胁，于是幕府在没收个人持有的猎枪后，会派专人前往受野兽威胁的村庄射杀之。且猎人这一职业并不受限，纲吉并未因为自己怜悯生灵就剥夺靠捕猎为生者的工具。同样纲吉禁止钓鱼娱乐，但并未禁止以渔猎为生者捕鱼贩卖。

与“怜悯生灵”有关的法令中，冢本学率先注意到其中禁止遗弃老弱病残等基于人文关怀发布的法令（冢本学《生类をめぐる政治》）。对社会弱势群体，纲吉下令幕府予以保护援助，这一系列措施到家宣、吉宗朝仍在执行。纲吉禁止武士杀伤百姓，惩罚酗酒斗殴者，这类对人的约束同样旨在保护普通平民。

“生类怜悯令”中有关动物保护的法令最为人津津乐道，然事实上，要求路上百姓对狗下跪、打死蚊子即流放等荒唐法令，不见于幕府法令集，只见于《三王外记》《御当代记》等如今饱受近世历史研究者批判的著作中。

目下的研究将颁布有关动物保护法令的动机，主要分为两类。

一：基于释家之慈、儒家之仁的思想教化及对野蛮风俗的移易。

例如“禁止切断马筋”，其实施背景是由于当时对马的审美，人们会切断马筋让马看起来更漂亮，拍卖价格更高。纲吉认为这一满足人类私欲、使马匹受苦的行为是为不仁。并且在当时，马是百姓及武士生活里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后来所颁布的“禁止让牛马负荷过多”这一条例乍看是基于纲吉泛滥的同情心，解读时须知这与现代社会禁止货车超载、或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而“禁止遗弃牛马”则与“禁止遗弃老弱病残”发自同一仁心，并且幕府会给予难以赡养老牛病马和老弱病残的人家以金钱和食物补助。

二：基于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

武家从前一直有养鹰狩猎的惯习，狗则为鹰的饵料，由此武家上下养狗成风，大名更喜饲养烈犬。不仅如此，将军大名狩猎，猎场周围的百姓人家皆要上缴一只狗，太瘦的还会被课以两到三只的“税”。犬类大量繁殖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成群伤人、叼走路旁孩童等悲剧频频发生。对此纲吉下令善待犬类，给予食物防止它们饿肚时侵害百姓财产甚至危及生命，其后又于江户多处建立起狗屋集中管理。

诚然，圈养无主野狗、病狗、烈狗每年约花费十万两，这笔花销不在少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野狗横行的根源——也就是纲吉丝毫不热衷的“鹰狩”，却一直以来都是剥削百姓、践踏庄稼的上层社会的娱乐活动，热衷该项活动的三代家光及八代吉宗所耗金钱人力从不见提起。并且纲吉上任之初即拆了巨型军舰“安宅丸”，该舰造于家光时期，每年维护费达十万两，光四代家纲在职三十年间便浪费了三百万两，于国于民却无任何益处。

过往描述中，家宣上台后即废除生类怜悯令，似乎是痛改前任纲吉的恶法，但根崎光男的研究却指出，纲吉晚年时狗屋所养野狗数量已骤减，狗屋占用的土地也逐渐返还给百姓。既然狗的数量不再威胁社会治安，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维护狗屋（根崎光男《生类怜みの世界》 ）。冢本学注意到狗屋将公狗与母狗分开圈养，强调其目的在于防止进一步繁殖，这一记录于幕府法令集中的明文规定证实了纲吉建立狗屋，其本意在于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而非出自自己属狗爱狗、或对隆光和尚和母亲桂昌院的言听计从。

另有个别于现代看未免过于严厉的法令，诸如“杀狗偿命”，解读时须知杀狗这一行为在整个江户时代都会被处以流放或死罪，与纲吉个人喜恶关系不大。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深受佛教影响，不杀不食牛马猪狗等哺乳动物是为自古以来的惯习。

天和二年十月，一流浪汉杀死两条狗，狗的主人是江户本银町的八右卫门和三郎兵卫。流浪汉承认自己是蓄意杀狗，幕府认为性质极为恶劣，处以流浪汉死刑。这是早于所谓“生类怜悯令”颁布的时期，更早于隆光和尚来江户。再之前的宽文十年到二十年，这是家纲的时代，四起杀狗案的罪犯被处以流刑。而离开江户，全国各藩又都能见到严惩杀牛马狗者的明文规定，会津藩正保三年（1646）年的条文里严厉禁止杀牛杀狗，同样也禁止买卖交易和食用。1646年，纲吉还不叫纲吉，叫“德松”，此时未满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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